人人都有、也都會說「運動傷害」,但沒有人能說清楚那是甚麼。 說不清楚的傷害只能於一再反復地發生中再經驗,到後來, 反復不只發生在運動場域裡,更蔓延到生活中的枝枝節節, 四處都埋藏再次啟動的機關。
說說我自己的經驗吧。
當初團體內有些人對「我」不滿, 而這種不滿我一直知道卻不清楚詳情,結果不滿進化成有公共性的「 檢討與批判」向外傳播,最後由一篇文章大受各界好評而劃下句點。我也在那時崩潰而決定往印度發展。 不滿者說之所以向外求援也是因為團體內從來沒有討論的空間, 總之在我的想像中,每一個論點都指向我,千錯萬錯都是團體=我的錯,最後「大家」確立了「暴政=我」的這樣的共識。
這麼多年過去,人也退了出來,事情過去了嗎?其實也沒有。 我常常在生活中覺得自己又因為說話傷人、態度強勢或其他問題再度成為「 大家」注目的焦點與指責的對象,而在夢裡喊著「 我又沒有做錯甚麼」。人與人之間「關係」問題在腦中直接切換成「大家」 關注的「對錯」問題,人就再度跳針發狂了。
但也逐漸明白,「關係」是關於「意願」的,關於人與人之間起起伏伏, 有意願就繼續走下去,沒意願就分道揚鑣的事情;也明白有時「大家」介入了「 關係」,會將「意願」變成「對錯」的問題。這時我會對天哭喊「我又做錯了嗎?」「 憑甚麼說是我的錯?」,陷入一種被大家、 被整個世界指控的恐懼,一些「他們」的名字會跳出來, 世界斷成兩半,我哭著四處試探身邊的人是不是還站在我這邊。
將一套法則加諸在自己身上就是我們所謂的「反求諸己」嗎? 我就會變成更好的人嗎?
這麼多年下來,在我沒發病時, 我會努力的把關係問題看成純粹的關係, 把關係與對錯看成兩件事情。但發病時, 這兩件事情會變成一件事情,我會強詞奪理,更嚴重點一點會找盟友,找更多人評理,為了證明我的對而將別人變成錯的一方, 我動用全部的智慧羅織一套天衣無縫的說法,很病態地,我能將別人的可惡編織成一片包山包海的網, 讓聽到我的版本的人都陷入我的情緒而站在我這邊。 這是我發病的模樣。這種病會傳染,體驗過這種羅織的藝術在「大家」中引起的無上權力,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旁觀者, 都可能患有這樣的疾病,而急著在下一次的循環中搶得羅織的先機, 贏得行使這份權力的權利。
其實這本書要講的難道不也是:「再見,各位伙伴,我要走了, 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跟大家一起下去了」。 這難道不是一個意願的問題,就是累了,意願沒了。 但將細節公開為的不就是:「我之所以走,是組織=你的錯。」這不就是兩組問題的合一,要號召一個大家來加入公評的行列, 說好聽一點是為了倫理,為了公平,求個公評,但創傷不就是意願與是非公平之間那條界線的崩解釋放出來的公共權力施加 在個人身上帶來的恐懼嗎?王智明說「惜別」是政治的,也是為了化解那無止無境的怨恨的循環,一再召喚人人等同的公平之尺。惜別,一句珍重,是對差異的敬重,放棄對普世公平之降臨的呼喚,放下對方從我這裡竊取了甚麼的執念。然而,惜別聽起來卻這麼樣的孤獨而這麼令人感傷,那種千里獨行的計畫只能是文學的也或許是宗教的。
但我是悲觀的,這是一台停不下來的機器,一場失控的賭局。 每一位曾被傷害過的人都將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 共和國有其再生產的機制。或許也與社運無關,我所說出來的故事只是虛構的「原初場景」。人人都有加入共和國的成年禮, 只是我的成年恰巧看起來像是我們一同在街頭的那些年。
說說我自己的經驗吧。
造成創傷的不是人與人的衝突,而是人與人之間關於「你傷害我」 或「我討厭你」的日常「關係」與「和解」的問題, 在一個特定的時空條件下, 經由一種神妙的機轉上升為公共領域中的「大是大非」的「對錯」 需要「公評」的問題。於是某些人就在其實不懂衝突的始末下,成了公共指責的對象, 受到公審。
當初團體內有些人對「我」不滿,
這麼多年過去,人也退了出來,事情過去了嗎?其實也沒有。
但也逐漸明白,「關係」是關於「意願」的,關於人與人之間起起伏伏,
而其實我確實知道自己傷了人,我傷了人我知道, 我傷了人心裡也難受,傷了人也會想做點甚麼來彌補,但問題是, 我傷了人一定是我錯了嗎?總是要有一點公平吧?「這樣說我錯,對我公平嗎?」。這是一種對「公平」的呼喚,要公平出來公評,要對方把我應有的「對」還給我。拿不回來就成了一種「怨」,我對人有怨,怨支持對方的人,怨不表態的人,怨不即時表態的人,甚至怨那些表態不夠用力的人。
我總是期待著有人對我說:「是的,你是傷了人,但你沒有錯」。 當我的頭腦裡關於意願的問題與對錯的問題之間的分界坍塌再也失控時,期待有人幫我再把那條分界重建回來,告訴我:「 你傷了人,但不是你的錯,這是兩件事情。人們總是互相傷害, 沒有關係,聊聊就好了。」我在意關係,也在意是非,但當兩者在我腦裡發生短路,是非就再也分辨不清,而關係也令人傷心地,再也挽不回來了。於是我更怨了,我怨讓我失去了一段關係的「大家」,是這個無能的眾人,特別是我最親愛的那些,使我既失去了辨明是非的機會,也失去了許多的友誼。我怨對方、怨旁人,最後最怨的竟是最幫我的、最愛我的那些人。
我總是期待著有人對我說:「是的,你是傷了人,但你沒有錯」。
當是非與關係的問題合而為一,就產生了這樣律法:傷害了人就是不對, 握有權力的人傷人更是絕對的錯。我自己將這條律法加諸在自己身上,越掙扎就綁的越緊, 越想脫離就陷得更深。每當我傷了人,我就馬上要證明錯不在我,錯在你,那與對方和解的契機就在一次次對對方的苛刻與譴責間,一去不回頭。
將一套法則加諸在自己身上就是我們所謂的「反求諸己」嗎?
這麼多年下來,在我沒發病時,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當我看到大家看《左工》時心裡很害怕, 這叫做賊心虛嗎?我真怕那個與這本書共振的「 大家」的權力,又再度獲得更豐富的養分,更茁壯, 而我會再度無法搶先成為權力的主體而淪為被審的客體。
其實這本書要講的難道不也是:「再見,各位伙伴,我要走了,
但我是悲觀的,這是一台停不下來的機器,一場失控的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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