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days and bad days

前天是個bad day，心情很不好，昨天也跟著不是甚麼good day。

A天性敏感又率直，人狀況一差，她的大眼睛就不放過妳。"What happened?"

我說，星座運勢說我前天運勢差，只有一顆星。

她說：不用跟我講這些！What happened?!

是有些人際方面的小煩惱，情緒起伏很大的坎蒂時常讓我神經緊繃。正在寫論文的卡費也很令人不安。最近小N非常難搞也很耗費心力....

性急的她又說：真的，我覺得妳和W有時候應該要分開一下，給彼此一點空間。這不是說妳不好，就像我和M一樣，分開一下真的比較好。

她停不下來的說：現在妳們的生活就是太isolated了，所以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會過度反應....

我說：人總是會有些bad days，在那些日子裡妳總是會有過度反應啊。

她說：但事情總有值得不值得的差別吧！

逼得我忍不住發火，口氣有點激動的說： 人有時候就是有bad day，bad day讓它過去就是了，今天不好、明天好一點、後天就沒事了！就放它這樣，何必去歸因呢？這些事情有時候就是沒有原因，我不認為需要去找原因。

那晚我話沒說完。

今天不快樂，根本不須要去找原因，或許也可以花點心思去想想到底自己怎麼了，但根本不用作甚麼去避免bad days。人活著根本不用去追求"每天都快樂"。妳過的再好也會有bad days，它就是偶爾會來，當它來時，就來，會來它也會走。它帶來的意義不是說：「妳的生活有些瑕疵喔，快去改善那些瑕疵，那麼妳就會更快樂。」它其實是說：「我今天來了，下次我還是會來，再下次也還是來，再下次......」

每一次都有一點甚麼意義，但沒有一個要教訓妳人怎麼才能快樂。它大聲宣告追求快樂本身是多麼的徒勞，警告妳最好早點放棄這種無謂的企圖。今天是bad day，so what?

金伯伯2

金伯伯的道德很忠黨愛國，女性主義者說是父權，激進份子會說威權。權威違抗症患者W特別怕，而我呢，也是怕。尊敬中有怕，有抗拒。

事實上我們並不聽話，算起來，是相當不聽話。組織個自救會，會長的社會知名度高於他。成天上街抗議政府，沒有一次諮詢他老人家。不問，就是作對，因為知道問了，他不會點頭。他是象徵性的精神，但也只是被晾在那裏支柱。我們不是不愛他，但我們這一代(的民主)是違抗他這樣可敬的父執輩長成的。

我們的民主運動中的可敬的對手並不是像捷運局這類的無賴。事實上，在樂生，我總有意無意的與這位可敬的、有修為的忠黨愛國知識分子作對。一面愛、一面怕、一面作對、一面成為自己。

隨這像他這樣的人一一凋零，民主的史詩時期也默默告終。史詩是戰爭，重點不在於誰贏誰輸。而是，仗打完了，一個時代也隨之終結，無論贏或輸的那方都走入歷史。

金伯伯

金伯伯走了。聽到消息我也沒有特別難過，畢竟像他這樣的人，要走​、要留、放手、不放，都是想好、準備好的。明天是他的告別式，我​心裡感嘆他沒辦法像往常ㄧ樣在佛堂主持隆重的儀式。許多院民的告​別式都是由金伯伯主持，他總會為亡者說上幾句話，評論此人的ㄧ生​，紀念他的同時也給活著的人們ㄧ些啟示。人總有優點、缺點，金伯​伯都提，不會隱惡揚善，畢竟人有缺點才有可貴的光芒。

在樂生走動的幾年最怕去找金伯伯。像我們這樣ㄧ代人做人處事特別​賴皮，但和他說話妳賴皮不了。賴皮是甚麼呢？就是人家問妳ㄧ個問​題，妳四兩撥千金，用些俏皮話、東講西講地帶過，例如人家問說：​妳幹嘛去印度呢？我就說：那裏很好啊，又便宜、又可以念書、又可​以學英文、學作菜、還可以一面旅行，ㄏㄏ，很不錯吧。但當金伯伯​ㄧ字ㄧ字很有重量而緩慢的問妳：妳告訴我，在印度，想學甚麼？那​時候賴皮的小鬼是不能再賴皮，亂講會很心虛。妳得要用一樣的速度​給每個字一樣的重量，好好回答金伯伯的問題。他也問：妳告訴我，​那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唉，每一個問題由他來問就特別難回答。金​伯伯走了。但我想，那個制住賴皮的長者會一直一直在我心中，說：​話好好講，人認真一點活。

可惜金伯伯沒辦法主持自己的告別式，但也可能他有準備好給自己告​別式的話。

告別式在明天(周五)上午九點，樂生院佛堂。

治療師

當她提到她的therapist時，嘴角不經意地浮現似笑非笑的奇異表情，透露出ㄧ種幸福、ㄧ種抗拒、ㄧ種喜歡、討厭、親密卻又頗為遙遠的距離。

她稱自己的治療師"she"。她向我們提起的人總是有名有姓，唯有治療師，是個"she"，"she wrote to me and said..."。當我問，這次的治療如何時，她眼神閃爍ㄧ秒。那一秒像ㄧ世紀那樣長，使我在那閃爍中失去了她。

她說"I don't know...it is hard to tell...really...it is hard to tell..."。

這個she很特別，幾乎是霸道又貼心、強制又溫柔的神秘戀人。但這種奇異也彷彿並不完全屬於戀人們，悄悄地埋藏有某種元素，屬於人與權威之間那被權威有距離且強制地聆聽與照顧的幸福感。它也偶爾出現在學生提起老師時，可能也屬於神父與信眾......

權威使人幸福啊。這也是為何抵抗這樣困難，脫離權威的日子那樣辛苦，自由這麼難以承受。

作詩

為了幫剛出生的寶寶取名，全家都變成詩人，忙著煮字熬詞。這時才發現，詩寫的好的，通常不是那書讀得多的，而是那有「信」的。

W的老媽為金孫想名字，從來就酷愛中文的她，心想"我要一個很明亮、像"光"一樣的感覺"，翻了好多天的字典，想出兩個字，"恆"與"曄"，恆曄。恆曄，恆曄，就是有點不對勁。W google後發現幾乎每一個中國城市都有"恆曄股份有限公司"，that's why。老爸呢，翻翻聖經，找出另一個名字"慕溪"。慕溪一下子打動我和W，儘管不得不承認這名字太徐志摩、太像筆名.....還是，忍不住喜歡。

W也在群眾壓力下，拿了紙筆，在書櫃翻過來翻過去，寫下十幾個字，最後灰心喪志的說：想不出比慕溪更好的。

我說：很出乎意料也，你們家竟然是最土的你老爸想出最好的名字喔。

W爸，從香港逃難來台的鄉八佬，登陸時帶個皮箱和一把雨傘。為什麼有那把傘呢？因為聽人家說台灣潮濕、常下雨。他脾氣好，特別好，發生甚麼事情都像是無所謂似的。可能童年逃難時經歷太多大風大浪，現在小波小折都真的很還好。W說：小時候老爸會說一些吃樹皮、住孤兒院的故事，那時候聽到很好笑，現在都不敢想，說不定那些都是真的。

慕溪，慕溪。怎麼你愛你慕的不是太陽、高山、大江、大海，卻是那涓涓的、蜿蜒於林間、田邊、通向小地方們的小小溪呢？

權威違抗症

在普納的日子跟班家羅很像，除了每日早、午、晚陪A與M守著小N吃飯──一下拜託的口吻"one bite, shonu(寶貝)!"，一下子狗兒警告式低吼聲"Nayantara, one bite! nayantara!"──之外，就是上瑜珈課。

一位A親如媽媽的貓細(貓細，印度方言Marathi中的「阿姨」)，叫比帕。她是位瑜珈老師。

比帕不是A的親戚，而是房東太太。故事說來話長，A的爸爸是淺都叔叔(叔叔在Marathi叫卡卡)大學同學，一家四口三十多年前向他們租房子。淺都卡卡是地方望族地主。A的爸媽租下他們僕人司機的小屋。這棟兩層樓的小房子依在淺都四層樓大宅後頭，一大棟一小棟，遠看像是大人與小孩。淺都生來害羞不善交際，像個小自閉兒，和A個性內向的爸爸特別投緣。作鄰居三十多年，兩家情同手足，五百盧比(三百元台幣)一個月的房租一點沒漲過，也沒人好意思開口說甚麼。

A的爸媽退休後搬到郊外開有機農場，房子還給比帕一家。比帕與淺都卻捨不得他們搬離，小屋子重新整修出租後特別留下四分之一，要他們進城時兩家一定繼續作鄰居。

我和W在普納的日子就住在那八十年石造小屋意義深重的四分之一裡。一個房間、一間廁所。床口對著比帕的後門。

住這麼近，比帕貓細的瑜珈課說甚麼是不可以翹的。

禮拜五到，禮拜六早上就被A逼去上課了。瑜珈教室在四樓，石造，很涼，上課時頗有石洞修行的專注感。

上完課，回到我們佔據的小小四分之一，我忍不住發洩起滿肚子不舒服。

那位瑜珈老師是比帕的大弟子，教學認真，也沒特別惹我，但我就是不開心。她講話口氣嚴肅，說明詳細，從呼吸、冥想到動作都有指示。用手扳我的腳糾正時，我從她的手感覺到一絲指責，像在說：「這樣不對。」

問題就在這裡：她有在「教」。她「教」得明顯認真，我心裡不舒坦。

瑜珈我上了快三年，第一次覺得不想學。

W說：「這大概是趙剛說的，台灣人反威權反到後來反一切權威。」我說：「心理學好像有個專有名詞喔，那個那個甚麼的......」

「權威違抗症」W後來想起來。

權威過敏症。它反映在過度的情緒反應上，大到一定程度，會想哭。

學習傳統領域中的技藝，師傅角色總是特別嚴厲。日本學琴者，不缺師傅用琴把徒弟頭敲破的「佳話」。瑜珈一樣，比帕貓細說以前她爸爸上課，動作不對他是用打的，比帕上課時也像罵小孩一樣的說：「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怎麼你還作錯。」或者一面拉住你的腳一面說：「下次不准你在這樣還要我拉。」聽到這裡忍不住想，如果是這樣，我不要。無論你這門功夫能怎麼拯救我的肉體、生命、靈魂，我寧可不要。這樣看來，阿肥也是威權違抗症重症患者，老是聽他說曾和甚麼高僧奇人碰面，結果「無緣」，口氣卻帶有傲慢，意思是「我生、我死、我苦、都是我的事。怎麼樣？」痛到死也不肯看醫師的W可能病得更重。

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權威違抗症病得不輕。但一面也懷念起搬家羅的阿潤老師。

阿潤的課上來輕鬆，一班五六十人，人多好躲，躲在人群中，他做甚麼你做甚麼。我和W常常是躲在一角打混，每個動作強度、長度都打個幾折。他從來不解說，不指導你的心靈，不引導你的呼吸，只簡單的糾正你的動作。糾正時指令簡短，turn your shoulder！toes active!或是relax your face!即使你有一萬個錯誤，他大概只說一點。作到就作到，作不到他也就算了。

W說：「他好像把瑜珈純粹肢體化，像是一個木偶操控者，只是輕輕的拉一拉每個人身上的線。如此而已。」

大概是因為阿潤，我的瑜珈課才撐到今天，威權過敏症沒發作。

學的不知不覺、學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動作的名字、不懂其中的道理、甚至不知道學的究竟是哪一門哪一派，到第二年才知道老師的名字，到今天也不知道瑜珈班叫甚麼。沒和老師說過謝謝，更別提像一般瑜珈課上完，彎腰去摸老師的腳了。

阿潤鐵定是體會了甚麼放棄了「教」。記得他生日的時候曾經說過，他以前很嚴，後來改變了。說：「你說了一大堆，他聽不懂又有甚麼用，你越說他越緊張作的更差。」於是他發明一些輔具讓作不到的人也可以作，碰不到腳就用條繩子一邊套住腳一邊拉著；你倒立不了就用椅子，斜躺在椅子上。江湖人稱「chair man」，主席與椅子人。

當老師放棄了教，像我這種人卻接受了學。

我跟M說，有時候想想阿潤大概一輩子把自己交給瑜珈了，每天早上到晚都有課，全年無修，他好像沒有要你學會後可以在家裡自己作或開班授課，而是守住一個地方歡迎你來。像是承諾著：我會永遠在這裡，一直到死。你能來就來，來就作，作多少算多少，不能來也不跟我說抱歉。

說到阿潤有天可能會死，忍不住一點哽咽。

最近老想著有phd學生當徒弟的M問，他有徒弟嗎？

我想了想說，好像也沒有，他如果被請出國不在，他老婆代課，而如果真的有同學代課，也都差的可以，稱不上會瑜珈。恐怕，他也放棄了傳人這樣的事情了吧。

M說：這樣啊，那就有點sad了。

無言

A與M普納的家總使我想起萬隆公社，三四十年舊公寓，沒電梯，室內空曠、通風、採光好，朋友進進出出。不過有一點萬隆公社學不來，就是他們家的門。

爬樓梯上三樓(印度叫二樓)，小小樓梯間兩戶人家卻硬有四扇大門，一戶各擁兩扇呈直角排列。一扇門打開，客廳；另一扇門，打開，非常寬敞的廚房加餐廳。按門鈴時，在廚房吃飯的那個與客廳看電視的都跳起來，一個直角上的兩側邊同時發出轟隆聲蹦出兩顆人頭怪嚇人。

這是甚麼奇妙的設計？

A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廚房這扇是給僕人進出的。」我們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大聲。很有體會的說：「意思是當全家都還在睡時，擁有廚房鑰匙的僕人還是能順利的進門工作，洗碗、刷地、作早餐。大家起床時，早餐已經在那邊了！」我們讚嘆，這設計也太貼心了。A則尷尬的點點頭。補充說：「新的房子不能這樣了，因為法律規定一戶人家只能有一扇門。」

想不到這個社會的奴婢制是這麼赤裸裸的刻在建築上，不只，「門」上。而已經「現代」了的國家也這樣細心地逐步清洗這些讓人臉紅的前現代證據。「一戶人家只能有一扇門」，誰都知道不是為了消防安全、或防治盜匪。

我們家也請了一位女傭，一周打掃兩天，掃地、拖地、洗廁所，一個月兩百五盧比(台幣不到兩百)。我和詠光叫她阿姨，而阿姨叫我們Ma(麻)或Madam，夫人。叫阿姨是為了遮掩心裡那份尷尬與心虛吧，像我們這種來自「平等」的國家的人，家裡有個僕人總是不太光彩，錢沒有要多付，至少叫的親切點。

Fifi沒多久前到這裡來上了一周的課。多年來，她一直研究在台灣，舊時代的婢妾怎麼樣黏他他的殘留在社會中，成為現代女性的隱性羞恥。它展現在現代女性虧待性工作者、家內的外勞。

我們的社會沒那麼平等、也沒比人家現代，更可怕的是我們這樣以為。

在倍感可恥下我們大力遮掩，使得那些現代婢妾的處境比過去更為低下、艱難與倍受恥辱。

W說：「印度人面對這些前現代的陋習還是比台灣人自在一點。」我轉述給Fifi聽，她聽了，只是沉默。

我們還能說甚麼呢？好壞對錯的判斷走入死胡同，我們不能說哪樣更好一些。沉默或許是尋找答案的第一步吧。

Pune Without India

趁A、M、N返鄉一個月，我們拜訪了他們在普納(Pune)的家。

普納，印度最早西化的地方之一。

A說：「印度只有兩個真正的metroplitan，一個是加爾各答、一個是普納。」而她也說：「普納，小地方一個，稱不上是city，只能說是個小town。」

總結起來非常滑稽：a metropolitan town，翻成中文叫作：一座大城市小鎮──小鎮的尺寸與大城市的作風。這就是普納。

當M嘲笑著印度各地人：克拉拉人耍憂鬱、喀納達人無聊的要命、孟加拉人自我中心......A趁機問：「那你們覺得哪種人最好相處？」一時害羞回答不出心裡的話：「普納人吧，像台北人。」至少，我們在台北的朋友們很像M一天到晚抱怨的那種：普納人！都是一些左翼激進份子。而且，「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

步出搭乘了十九個小時的火車車廂，第一分鐘就聞到一股台北味，詠光說：「真的比較摩登，戴眼鏡的人變多了。」走出車站，道路上大量穿梭的摩托車，也散發濃濃故鄉味。更別提高密度的高等教育機構導致的四處橫行的大學生，以及林立的咖啡店、流行服飾店、小吃、影印店了。巷弄中的感覺，簡單來說：很像景美。

但是，最台北是M與A的酒客們。那堆所謂左翼激進份子。

「滾爹」，綽號肥仔，老爸、老媽是印度著名的物理學家，不學無術只顧拍電影。據說一部商業片《孟買、普納、孟買》票房不錯(雖然孟買客坎蒂說：「聽都沒聽過。」)滾爹有家不歸，硬是住進A與M這對夫妻的家。就像是萬隆公社的我們和室友何小吹同學，一個屋簷下彼此一刻也不停地抱怨對方。

住在家鄉不務正業的日子我們熟，看到滾爹一有長輩出現就率先落跑的模樣，忍不住會心一笑。

「桿爹」三十幾歲頂個碩士學位，靠每周講幾堂課過日子，也搞劇場。前幾年想跟女朋友分手，不成，被對方四處追捕、威脅要自殺，他四處躲、四處住，不過普納小，怎麼躲都被找到。

他說：「最近開始練習和爸媽住了。」這句話聽來也很熟悉。

那天A說，台北怎麼樣。我們想了想說：「你想想，沒有印度的普納是甚麼樣子，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印度的普納。

那有了印度的台北，又會是甚麼呢？

你有台北當家，既愛又討厭，在你心中它是世界中心，在中心逃避爸媽而成為自己。要逃，不是只有花蓮的海、高雄的陽光或台南的小吃這些小地方。你有三小時外的孟買、三十小時外的加爾各答，與二十小時外的德里，以及無限的鄉村。這時候活的「很台北」是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