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與安靜

那天我跟某人說：「胃潰瘍是很吵的病。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很明顯。就是吵。」

而有些病，很安靜的，像癌症。

長期「抱」病的人，真是二十四小時抱著闖入者過日子，如果說交朋友會改變人的性格，那麼抱病者，自因疾病性格而發展出各種人格。

瑣事

*Inter-Asia夏季學校這幾天在我們班家羅舉辦，碰到一些香港朋友。聊天的時候ㄧ直莫名的想起無間道阿強的一句台詞："总之呢，如果一个人在做一件事，却很不专心地看着别人，他就是警察。"的確，他們都有個特性，和你說話時卻老是不專心，但不是甚麼香港特色，但就是一個"特色"。說老實話，我以前也常這樣。

人啊人

漢娜鄂蘭大概很難想像，在台灣這樣的地方「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 )被翻譯成「平庸之惡」(evil of banality)，以類似「公民與道德」的方式非常焦慮不安地討論著。

在我們這樣一個沒有「惡」的傳統的地方，也大概很難想像，當她討論惡時想的是甚麼。在西方，「惡」的探詢有其傳統：如果這世界有上帝，為甚麼有惡？為甚麼上帝會讓惡存在？為甚麼會存在這麼大的暴力與惡行？為什麼無辜的約伯要受苦？惡是根本性存在的，有一個惡的源頭，有深度的，類似撒旦？還是沒有源頭沒有根本，惡只是善的墮落與缺乏？

康德認為根本絕對的「惡」是不可思議的，人不可能為惡而惡。人的心底會要為善：我要我的作為可以作普世準則。如果為惡，心裡的盤算：「我自己偷偷這麼做就好，我沒有要全世界都照作。」人只可能私下為惡。

在這樣的傳統下，漢娜愕蘭去看艾希曼審判，大屠殺真的發生了而她要去看「惡」的模樣。而她說，惡沒有深度，像黴菌一樣是在表面上爬的。康德說的沒有太錯，只是誰知道世界成了一個大「私」，許許多多的私下之惡竟匯結成不可思議的歷史悲劇，一種極端、絕對的惡。這不是過去的人能想像的。

關於惡的探詢不是道德的指責。她就是，還在問一個千百年來人們還在問的問題。

西方有個探討「惡」(與上帝、世界是'一')的傳統，而我們卻有個討論「人」的傾向(我不想說那是「傳統」)。

天軍阿伯

樂生的阿公阿嬤一個一個像排隊上車般，走了。在Pune時，M說他們的家的老社區裏，每周都有喪事，很sad。我告訴他，我參與的社區平均年齡八十歲，喪事都辦的不悲傷了，老人們參加的輕輕鬆鬆，反倒是年輕人不習慣，很沉重。

車是同一台，上法卻各有不同。有人走得轟轟烈烈，像呂德昌；有人走得冷冷清清，像金伯伯；有人，則是清清淡淡，像天軍阿伯。

天軍阿伯像是班上那種很和氣、討人喜歡但也不特別受注目的同學。那種畢業後很少會主動想起，一旦想起來卻滿心底甜甜暖暖、輕輕鬆鬆的的同學。化外而有福之人啊。

他一直住玉山舍，高雄人，叫抗爭、開會都來。但關於搬遷、選舉、補償、人事與路線的紛紛擾擾，卻又只在他家門口晃晃，吹不進屋內也到不了他心底。他講到琬純時特別愛笑，臉上似笑非笑的調皮模樣，像是講到自己族人孩子一般。化外而有福的那一族。該族人參與抗爭特別堅定，是恬淡的堅定。

印象中他很少皺眉頭，小小的嘴巴講話噥噥喃喃、台灣國語搭配著特殊的表情特別有喜感。喜感彷彿是他的志業、他安身立命的美學。然而，在總統府前靜坐的獨照裏，頭綁布條、撐著拐杖坐在雨中的帳篷的他，表情卻非常嚴肅。那鏡頭中不曾化為語言的、只這樣子寫在臉上的嚴肅，彷彿透露了喜感之內的秘密。

那專屬於他那一族的嚴肅性，是化外而有福者的秘密。

黃天軍阿伯，他帶著他的秘密上了車。

阿普的生命之旅(給青芽兒的文章2011.10)

當攝影機傳入第三世界，被人拿起來拍攝的第一部影像故事總是傳統戲曲。然而，僅僅將「戲」攝入成「影」，稱不上「現代」。現代電影是尾隨著國家的。第三世界的第一代導演，都不由自主地追尋著一部包含誕生時刻的關於民族命運的電影。這種「不由自主」是歷史的驅力，你總覺得有這樣的使命用影像來說這樣一個故事。

在印度，寫實電影之父薩亞吉雷說了個長成一個「人」的故事，伴隨著從農村到城市的旅程 。孟加拉語電影，阿普三部曲── 1955年的Pather Panchali (小路之歌)；1956年的 Aparajito (不屈者) ；與 1959年Apur Sansar (阿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