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煩，熱頭痛；躁，不靜，從足部，有疾走之意。

台北生活，就這二字，煩躁。不一定有煩，但鐵定「躁」。一靜難求。

為求靜心讀本書，我不知不覺的成了暴走族，一天好幾個小時在路上有或無目的地走。當你徹底臣服於躁，就終於有了靜。求靜於無盡疾行之間。

早上，書本放進袋子，我就展開盲目疾行的一天，爬山到景美，山頂上廟裡讀本書，下山喝咖啡時再讀、上捷運後更能讀......什麼是都能做，就是不能停，儘管身體停，心千萬要走，你得認為自己正在移動，現在暫停，只是前一步與下一步間那一口呼吸罷了。

停下來你只有躁，而躁起來，能獲得須臾的靜。棲身於一靜難求的台北市，要讀本書真是不容易。

一封信

各位：這篇文章真值得反覆多讀啊。

初初在臉書上快速撇過時看到賈樟柯寫侯孝賢，談到「悲情」，想起和阿昌曾經聊過台灣與悲情這組關係，一時興起貼上信箱想寄給各位。多看兩眼，見他寫到「黃昏時分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回家，對《悲情城市》的想像還是揮之不去。那天，在人來車往中看遠山靜默，心沉下來時竟然有種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間的感覺。」他這種行在路上、瞬間的頂天立地之情啊，使我想起昨天和咖啡聊到的現代性，波特萊爾說的一種被注入了永恆與偉大的當下，它竟由「悲情城市」四個字所啟動，那時的賈樟柯對這這部片僅僅知道片名而已。一時情緒激動，忍不住將游標移上標題加上「很棒」二字。回頭再讀，見他尋不得影片，竟是透過劇照一頁一頁看片--「封面上是梁朝偉悲憤而無奈的神情，我一頁一頁地翻著，書裡的每一幅劇照都好像同時凝聚著劇情和詩意」，他在知道片名、翻劇照時就開始「看片」了，到真正看片時，他已看了好多年。我想起塔可夫斯基談到小時候看電影，電影在孩子們攢錢騙錢那刻起已經在看，電影當然好看極了。想著想著，忍不住標題再多加上一組「很棒」。當然後面有更多想加上的很棒很棒。

上上次從印度回台灣，在機場吃碗牛肉麵，那時對讀中文有一種飢渴，竟看到架上有本印刻雜誌，劉大任的新小說「遠方有雷聲」，書中寫他那六零年代搞組織的故事，「遠方的雷聲」是台灣左翼與世界的(與對岸的)又深又淺的「關聯」。鄭鴻生在《青春之歌》也說「遠方的鼓聲與戰號，令人好奇而迷惘，卻又似春雷乍響，讓人莫名的興奮起來」。賈樟柯的「遠方」是侯孝賢，是台灣，遠方傳來的不是戰鼓聲，而是一種由台灣的悲情所灌注的「現代」，它讓「新世界」裡的人，透過透過電影觸摸到了自己身上失落了的「民國(舊時代)」。事實上這是一篇賈柯樟的Bildungsroman，它的「青春之歌」。兩岸互為「遠方」，構成了彼此，恐怕是冷戰結構與「兩岸」有待探索的另一面。而冷戰與分斷，或許不全然是負面的，分斷下的說不上話，所構成了的那與成長有關的詩意，或許就如賈樟柯裡頭那句引言所說的：彼此沉默的時候，其實正有天使飛過。

以上

:)

馨文

記

對那頭印度人兒們深深的想念，直到聽到他們的聲音那刻起才意外地驚覺。

和拉姆老師skype時，我臉上堆滿了止不住的微笑(對方看不見)，掛上後和詠光躺在床上，竟翻來不去睡不著。像患了強迫症或臉部肌肉性病變，微笑不停，回想著他說每一句話的口氣，想像他搖頭晃腦的樣子，那專屬於拉姆，印度化了的英式禮儀，他那幽默的紳士風度，彬彬且殷勤地說著笑話來表現對淑女的體貼，但就是有些東西超過了恰到好處，就如同他們再怎麼正經，頭殼永遠不可控制的左右搖晃一般，實在滑稽可愛。「你們那裡天氣怎麼樣？我們這裡正到夏天，但還好，氣溫在三十五度上下，再過一陣子，雨季來了，那個時候你們回來，就會涼下來了。」他總是得問個問題又體貼地自己多說點話，填補我們反應慢造成的空檔。

小熊先生偶爾會打通電話，他像事先想好許許多多台詞，下了極大的決心似的，每次接起來都上氣不接下氣的拼命說著，帶著笑意，並報告一堆他想我們回去後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到喜瑪拉雅山旅行、開小補習班賺生活費、認識他最近交到的新朋友們、拍下一部電影...。而我們總又發肌肉病變，微笑著，從嘴角笑到眼角笑到腮幫子發酸笑到心底中的心底。

打開茱蒂幫我們錄的斯匹瓦克小姐的工作坊，聽到Teju的過度凶惡以致於滑稽了的聲音，又發病了。好想念那個口音啊，聽著teju開場，聽到入迷，輪到我們引頸企盼的主角說話時，莫名地悵然若失。聽沒幾分鐘就把錄音關了，說：「她的口音還不習慣。」

打開小小哲學家米林得老師的上課錄音。那口音、米林得亂亂的頭髮與明亮的眼睛，與從容不破的步調。那課堂、同學們擠滿了房間、那排窗、從田邊吹來的風、被風吹了砰地關上的門、窗外經過的牛群、羊群、卡車、嘟嘟車、風扇轉動、我彷彿回到了教室。我聽到茱蒂說：「今天是中國新年第二天，她們沒辦法上。」聽到米林得以唐吉柯德舉例，像對著詠光說。我們也在那兒啊，缺席地存在著。

茱蒂常寫信來說想念我們，我們也一直回信說想念她。到後來她竟自我惱怒起來，說：「我知道我說過很多次想念妳們，但你們不知道我有多想念。」

是啊，我也並不知道自己有多麼的想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