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紀念的Glocal University一遊(20150321-0323)

學校倒台後，成員四散各地，老師與同學是我們近來最主要的旅遊景點。2015年三月我們來到位於UP省的Saharanpur，拜訪流浪到Glocal University擔任校長的我老闆Ram。


Glocal創辦人是位突然暴富的地方政治人物，辦學目的不在於教育，而是廢土變黃金的「萬贏」杜拜式開發路線。本以為能有一番作為的Ram見識到資本家投資高等教育的黑暗面，自認受不了，已辭職準備要逃回班家羅了。我們有幸在他逃跑前兩周造訪這間毫無希望的爛學校。在一片文化沙漠裡，天南地北地聊了三天。

這是一趟可貴的旅行，對於向來患有權威違抗症、老是在違抗權威中把自己推入不安的我而言，這樣的聚首是無價的。

回想起來，我與權威一直有著非常problematic的關係。過度期待肯定使人只剩兩種極端的選擇：要不全面服從，要不全面否定，全面服從若無法獲得權威的完全肯定，選擇後者就成了無選擇下的選擇，但後者不承諾解脫，往往啟動一連串的災難。

小時候爸爸做生意常常不在家，我在權威缺席中長大。但學校有老師，我很容易被老師的不公正激怒，高中聯考前氣到完全無法讀書。上高中後全心投入社團活動，大概也是因為那裡是個沒有老師的天堂吧。

我就這樣平平安安地長大，度過高中與大學，來到了研究所，若用呂德昌的說法，就是：「我的(痲)瘋病爆發了」。

我猜，西方理論的誘惑使我又再度仰望權威，人在握有知識的權威面前那樣地渺小，像一朵低下頭的花，敏感又卑微。每一次把論文草稿交給老師，無論獲得好的還是說不好的回應，都會激動落淚。這種極度的悲歡將人推向黑暗，當我再也無法確定老師想要的是甚麼時，人如同漂浮汪洋中，失去時間、沒有座標、失去睡眠、失去閱讀的能力、失去面對世界的勇氣。

我猜，那時是憂鬱了。

大概是出於求生本能，我逃離書本與學校到藥局打工，當上了店長，再度作回自己的主人。漸漸地，感覺好像又能提筆，就把工作給辭了回家寫論文。沒多久，樂生來了，然而，社會運動並不承諾解脫，反而是另一次爆發。和維修那場失敗的戀愛，說起來是自己與權威最親密與激烈的肉搏，他是運動的指導，我是他的棋子。那時發了失心瘋，做了很多傻事情。

其實，決定再回學校念書是個風險很高的決定。我不確定自己回到知識與權威的學術殿堂會不會再度失控、會不會又陷入那種無邊無際的茫然無望。那時畢了業走投無路，又希望詠光多念點書，終以陪讀的玩票心理登上南亞大陸。

「所幸」，沒幾年學校倒了，我們兩人開始在這塊彩色大陸上四處流浪、讀書、聽課，過著有理論無權威的自由時光。我躲著指導老師，他也躲著我。我和Ram多年來只有過兩三次的討論，每一次我都感到很不安，他沒逼，我就儘量躲。一直默默計畫著，自行把論文寫一寫，最後請他簽名，自己作主比較穩當。

這幾年他也在流浪。從班家羅到德里，再從德里到UP。

這一趟旅行，我們聊了很多很多，從橘子的品種、糖的製程、當地農作、各地點心、印度高等教育現況、到他的家庭、他哥哥的冒險之旅、他的求學生涯、離了婚才有辦法當終生伴侶的前妻...。在他提到媽媽已經no more的短暫的沉默裡，在我眼前的不再是權威的幻影，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一位既瑣碎又幽默、固執地要命，做事容易出槌的很英國的印度紳士。

說再見時，從車窗看著他走回大廈微跛的步伐，我心裡想到呂德昌，敬愛與不捨之情湧上心頭。我猜，我是總算有辦法與老師討論論文了。

也或許，違抗權威的精神代價太高，我的生命將會是把權威一一化為人的旅程，在這個旅途上，詠光是我自由的座標，不同凡響的桑丘潘沙，陪著唐吉軻德上山下海將幻化為巨人的風車打回風車的原貌，魔術般地，將爭奪認同的血腥戰場化為質樸的田園景像：在那裏，沒有可怕的巨人，沒有徒勞的掙扎，只有農田、流水、緩緩轉動偶爾發出嘎嘎聲音的木頭風車，與為了生活勞動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