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的日子

搬來德里晃眼三個月，寒冬已去、炎夏接緊著來，已經三十八度，眼見窗前那株菩提日漸稀疏，一度還擔心最熱的時候會不巧一片光禿。好在，抽了新芽，細枝末端閃著亮亮的翠綠點點，每一天都冒出一些新的小葉片。小鳥們團進團出，上一秒吱吱喳喳吵得很，下一秒咻地鳥去樹空，像一班子小孩突然間安靜下來怪嚇人。

躺在三層樓高天台屋的床鋪上，我總想像著背後幾公尺的下方的這座大城，車水馬龍、千萬忙碌而焦慮的都市人穿梭其中，強暴發生在哪個角落，又想起千里之外搖搖欲墜的我們的學校，日子不免有懸在空中無依無歸之感。

以至於，那天讀阿肥的天才譯作《貼身的損友》，提到19世紀初早年發動武裝革命，晚年潛心修習瑜珈成為一代宗師的國族主義者Sri Aurobindo 用了「denationalization」這樣的字眼總結自己的留英生涯，阿肥翻成「去國族」還加上黑體，忍不住發一頓脾氣，去信抱怨：denationalization指的是那去國、亡國、無根、失根的自我破碎感，造就的是十足國族主義者Aurobindo。

加上實在不喜歡住樓下房東一家，詭異的三口人加上一位男僕，滿口謊言虛偽得要命。於是乎，守住半空中一片園地逃避世事的日子更加無依而心慌了。

Aurobindo大師在德里的ashram(靜心所)就在我們新家旁邊。走路十分鐘，四月起我開始在那裡上瑜珈。周一、三、五上午7:40出門，途中繞過蒙兀兒時期的大廢墟、穿越滿是牛糞、狗糞與積水的小徑，氣溫越高越發臭。

大師與他的夥伴(人稱「the Mother」)的大照片掛在教室前方，比過去教室裡的蔣公與國父大六、七倍。The Mother，法國人，遽聞拋家棄子飄洋過海到印度追隨大師，他倆一拍即合，鑽研哲學、一同達致全人瑜珈，聽起來像小龍女與楊過一樣發人遐想。The Mother在宗師晚年掌管瑜珈大業，將其現代化與機構化，潛心辦學。看著這位白人女性縮著下巴提起眼皮盯人的模樣，哪裡不對勁的感覺總使我想起清海無上師。

大師照片在右、母親大人靠左，肩並肩地瞪著作瑜珈的你，一男一女、一東一西，齟齬而不可侵犯。齟齬，小時候老念成"窩錯"，骯髒淫穢，而無辜地"齟齬"僅僅是上下合不上的兩排牙齒罷了，何罪之有？

我的瑜珈老師是位健美而迷人的中年女性，就像是我心中的正常瑜珈老師們，平靜而溫柔的面目下總隱隱泛著嚴厲、怒火與不悅，身體鍛鍊作為身體規訓機構，瑜珈，指向解脫的彼方時，訴說的永遠是平靜的不可企達。三年多來我不曾間斷地修習瑜珈，越作脾氣越壞，勤練越糟糕。那又為甚麼上呢？就像守在德里等待夏天的心情吧，看著辦。

如果瑜珈追求的不是那種統計意義的更高比例的平靜；如果幸福快樂，不是效用主義式的可規劃也總「可行」的那種透過清除不快樂因子、增加快樂因子，就多多少少感覺「今天有比昨天快樂平靜」的技術；如果那「多多」與「少少」根本不是重點，真正有目標只有那「終極」，那麼勤練瑜珈就算帶來了多一點的平靜又如何？若不幸少了一點，甚至很多很多又何妨呢？「終極」固然人心嚮往，但誰又能保證越來越好，從百分之一升高到百分之百？誰知道會不會最終平靜沒來，那更大比例的暴怒就屢屢光臨，而一直到生命盡頭，「終極」就不曾來過一秒鐘？

想起同樣是瑜珈老師的米帕阿姨說過，有些人瑜珈練到後來一心等死。這恐怕是因為體悟了瑜珈術並沒有要在「生」的範疇中解放你，而只是讓你日日面對這不可能，而最終「死了心」而為「死」的到來作準備吧。

到頭來，「終極」作為目標，承諾的僅僅是人終於放棄了「有效」之心，嘆口氣說：「由它去吧！」

說到「看著辦」「由他去吧」就想念起樂生的阿添伯，這可是他的口頭禪啊。

我的denationalization是隨著CSCS崩解而來。千里之外崩解的學校與在這裡守住三樓的我們，在德里的日子竟像是拾碎，在這個大城市裡拾回破成片片的往日。

研討會上，我們特別注意P與R，入學前就辭職的兩位老師。P，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憤青，隨時會暴怒要抗議；R，歷史學家，研究果阿的土地問題。

我們在研討會上這麼這麼地注意著他們，以至於當他們迎面走來時忍不住想點頭說hi，而忘了其實他們並不認識我們。我們更像粉絲般追隨著過去博士班負責老師A的腳步，他去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他上的課、他開的讀書會、他辦的演講、他朋友的演講，也不管自己在教室裡是多麼奇怪的同學：兩位來自「南印」的台灣人。

A老師，加爾各答長大的東孟加拉難民，個子矮小，眼睛有神，是孟加拉領袖性人物的標準模樣。曾為共產黨工作，醫學系畢業後轉行，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精神分析研究者、博士論文主題是佛洛伊德中的女性主義。他的課上起來非常過癮，他動員起自己全身細胞，舉辦一場思考的狂歡會，熱情的丟球與接球，想法盪在心中、在口中、在空氣中。

我們就這樣坐進他在心理系M. phile的寫作課，當起「奇怪的同學」。

這個禮拜V同學報告論文構想，有甚麼收獲呢？回想起來，沒甚麼真正新奇的東西，但眾人七嘴八舌造成的種種意外，在老師本身頗刻意引導與加油添醋下，A想法轉變成B想法，B想法又變成C想法，一個又一個的化學變化就這樣發生，像魔術一樣神奇。

V的報告相當破碎。他說：我要研究the experience of loss，對象是在斯里蘭卡的泰米爾難民，(Tamil Nadu是南印的ㄧ個地區，那裏的人講Tamil語，英國人在殖民時期大量將Tamil契約工運到其他殖民地的農園，現在在馬來西亞、香港等地的印度人大多是泰米爾人，近來斯里蘭卡發生種族衝突，泰米爾人被攻擊與屠殺)。他又說：我要研究homeland，為什麼現在的斯里蘭卡的泰米爾運動要訴求homeland，甚麼是homeland? 

A就問：你的研究假設有loss嗎？

V說：也不一定，也可能沒有loss。

A逼問：為什麼這樣說呢？是因為流行嗎？難民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失去土地，為什麼你今天跟我講說，可能沒有loss?

V說：我不是因為流行才這樣說的。(說不出話)

A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應當這樣回答我。老師，我要研究loss的經驗，我說"沒有loss"，指的是我不像那些心理研究把loss或創傷當成強勢分析概念，loss在這個研究裡不是一個用來理解經驗的鏡片，而是本身需要被理解的東西。

我舉手問V：你是想要透過homeland研究loss，還是透過loss研究homeland呢？

 A說：V，你要決定，這兩個東西截然不同，會引導到完全不同的文獻與理論。那你現在回答我，你的研究是甚麼？

V說：我研究的就只是loss，the experience of loss。

他似乎被逼得放棄另一組問題。而S同學問說：難到loss不是因為有一個想像的possession嗎？homeland的問題還是相關的。

A再逼：V是不是你放棄的太快了？possession是the condition of loss，擁有與失去是一組關係。claim 一個homeland還是在這個問題裡頭。

V累了嘆口氣說：我就是常常覺得自己沒有homeland。

而這時坐他旁邊的K同學問了：你關心的是不是belonging的問題呢？

S說：我感覺有點奇怪，I belong to a land與 a land belongs to me，似乎不是一樣的東西，但每當人們說I belong to something時，其實總是在說something belongs to me，為甚麼呢？

S是我們以前在班加羅爾的朋友，穆斯林進步女性，A的小助理。在A老師離開CSCS時，她們一票三個小助理，決心一同北上跟老師進城，申請他要前往的心理系。求知若渴的三名小女生擠在A的小房間整整一個月準備考試，終給她們全考上。但大城市的生活不易，欠錢的欠錢，生病的生病，住在晚上有老鼠跑來跑去，白天黑壓壓老泛潮氣的老舊公寓裡。去年拜訪她們時，都是一肚子苦水，一臉苦相。

我們常私下笑S是A的小女友，老是對他兇，兩個人吵吵鬧鬧，大聲小聲，很逗趣。

S發問後，A興奮極了，他說：對！從I belong to a land到a land belongs to me就是從belonging到possessing，就是自由主義架構下的property的概念。

S反駁：我疑惑的是那個collapse！是當人們說前者的時候，其實是在說後者。

A趕緊附和(這兩人就這樣)：對！你說的對！是collapse。在這裡belonging與possession collapse。從belonging到possessing，從 I belong to a land到 a land belongs to me，或，這之間的collapse(一定得加上)，就是modernity、就是capitalization。

他在黑板上用力地畫了箭頭belonging-->possession。

那我就問：如果有一個表格，loss與possession是一組，那甚麼是在belonging對應loss的東西呢？如果擁有與失去是一組，那「屬於」跟甚麼是一組呢？

A在黑板上畫了：possession/loss; belonging/ x? 

到這裡A就跟V說：V這就才是你的研究計畫。當你說那裏不一定有loss的時候，指的是可能有的是這個x。

下課的時候我和詠光去問V，當你說你覺得自己沒有homeland的時候，指的是甚麼呢？

他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是泰米爾人，但這個homeland運動中，我覺得好像那個homeland不是屬於我的，問題是，我是婆羅門。（我猜這和Tamil的賤民與農民運動傳統有關）。

最終，我們竟然在V的計畫裡看到了一個台灣的影子，一種類似外省人在國族-家鄉運動中的那種「我沒有homeland」的感覺。

德里的日子啊，要不守在三樓數著菩提樹的葉片，要不降落地面四處撿拾破成片片的自己，再帶回三樓黏貼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