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

回台灣的第二天我們和光興、阿昌吃飯，光興說他現在要區分思想跟理論，重要的事思想而非理論。他的說法是：「理論是從天而降，因為它的預設是自身的普遍性；而思想是貼黏在歷史的現實當中。」


那個時候我們不太買帳。不感覺這區分有何必要性。


昨天去參加海筆子的紀錄片〈山谷--以牙還牙〉放映會，一面聽櫻井大造說話，一面覺得：「光興說的也對，像大造的東西就是『思想』」。

而大造的思想，就是山谷的「表現」=帳篷。

日本東京的「山谷」是日雇工人的聚集地。日雇工人露宿街頭，清晨衝進工作中介中心，找工作，作一天賺一天。「山谷」也是戰爭的產物，日雇工大多是朝鮮奴工，戰爭期間被運到日本的。

櫻井大造在1980年代參加山谷的運動，這是1960年代安保鬥爭後一波重要的學生運動。從七年前第一次聽到大造演講，「山谷」就一直在。我那時聽了感動，寫進論文裡，從未忘記。

那時他說：「山谷的日雇工在寒冷的冬天裡，生火取暖以避免死去，每日的火將旁的「禁止進入」招牌給燻黑了，這黑這就是「美」」。他還說，那時在山谷演戲，一面演，一面有人在台下死去，但儘管他們正在死去，他也堅持作戲。將死之人也還在跟你講笑話。你應大笑以對。

《野草天堂》的最末，Rika半裸著在台上狂舞用毛筆寫下「我將大笑，我將歌唱」，格外有山谷的回音。

他們是日本「山谷」的一代。

山谷這部紀錄片要記錄的東西很簡單：山谷的工人，以及他們組工會抗爭的事情。但這片不尋常地瀰漫著死亡的氣息。

原先的佐藤導演在紀錄片開始拍攝不久就被地方右翼黑社會給暗殺。紀錄片開頭就是一個人躺在地上，呼吸急促，地上是血。不久，導演死了。紀錄片踏著導演的血與靈堂展開。

而第二個山岡導演也在影片完成後沒多久也被暗殺了。

大造說，佐藤死後，他們曾經提議讓他當導演，他沒答應。他說：「如果我答應了，死的可能就是我」。山岡導演生前有人稱他為「野戰之月」，他死後，大造把劇團從《風之旅團》改名為《野戰之月》說：「我這輩子都要用這個名字演下去」。紀錄片放映會恰巧是山岡忌日的前一天。放映紀錄片的地下室，像是被意義層層包覆的時空劇場。

這中間有一個關於「長壽者」與「表現」的問題。

那時的大批高級知識份子投入山谷，他們第一個行動就是剪掉身分證與學生證，拋去身分進入山谷。進入山谷的人不管是誰，工人還是高級知識份子，平均壽命五十歲。大造說他今天已經六十多歲，這代表他比大部分的人長壽，他的朋友大多死了。甚至山谷這個地區、這個地名本身也已經消失。今日東今已經沒有「山谷」。

山谷被消滅了，山谷一代大多死了。大造在座談時談的不是其他，而是「表現」。

他的「思想」就是「山谷」與它的公共性，它沒死，甚至是源源不絕，一直來，一直來。那種源源不絕的感覺就像大造看到中國韓國反日，會想起「山谷」。「山谷」是真正反日的開端，不只反日本軍國主義，甚至反日本國家本身。

問題在於：「表現」。

關於表現，他說了很多，事實上，作得更多。

他說：你要怎麼選擇呢？進入山谷像山岡與佐藤導演一樣被殺？還是不進入？他們死了，卻留下一個「表現」。到底要怎麼「表現」？他說他與死去的人們在這部紀錄片的表現上有許許多多的爭論，從剪接到音樂。

關於表現，一時說不清，就不多說了。

倒是他說到的一個當代「過度表現」的問題，facebook上頭的那種表現，與日常中為表現而表現以至於表現吞噬了被表現。表現於是跟技術有關，不過度表現的技術如何可能？

有時想想，大造是有那麼一點像陳映真。「長壽者」（還活著的人）的任務在於繼續發展一種技術：「表現『山谷』」。

事實上，當時留下的紀錄片在今日看來已經是「表現不足」(或其實是表現過度?)了。我在看紀錄片時覺得片中的山谷好遙遠好不真實，八零年代的影像技術、街道與人們的穿著舉止，使得這一切風格太健宛若一場懷舊遊戲。

山谷必須一再上演才能活，大造就必須活著以一再表現山谷性。就像陳映真與五零年代。這也是為甚麼大造這麼執著於樂生院與在樂生奮鬥的我們吧。

像這樣的「思想」的確會以另一種形式存活，跟「理論」不太相同。或說，這類光興所說的「思想」，將不僅僅是社會現實與歷史的見證與分析，它同時與對「表現」本身深刻的反思與實踐共生共死。思想在哪裡呢？思想=大造=帳篷=山谷的種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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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表現這個主題，會後的討論也有意思。

有人說，紀錄片中的一個場景：日雇工一邊，警察與黑道一邊，推擠。這像是社會'表現'自己。

抗爭的確是這樣，一種社會'表現'自身的場所。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公共性。